【樹冠觀點】當前築夢青年將面臨哪些未來挑戰？(下)

以更彈性的職場擴大勞動力參與？

許多原來的工作者因人生階段角色責任變遷而退出勞動市場，如生兒育女、進修學習、照顧家中長輩等，若有更具彈性的職場允許多元參與形式，如工時、場所、協作模式等，一國的勞動參與率可能提升。

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WFH) 趨勢

幾年前新冠疫情爆發，企業雇主被迫採行在家遠距工作方式來維持組織營運。多數雇主尚未發展出成熟的在家工作效率管理，擔憂員工生產力的下降；反之，多數員工則逐漸認同在家工作的彈性價值，如交通時間的顯著節省、平衡家庭和工作生活的便利、辦公室常見干擾的避免等。這樣的勞資岐異持續出現在過去幾次大規模的企業員工調查報告中，例如2023年微軟逾六萬員工的調查分析。

企業雇主的顧慮並非沒有道理：1) 當前遠距團隊協同成本仍然較高；2)遠距工作員工和團隊成員互動頻率降低，學習成長不如辦公室工作員工，不利企業人力資源發展；3) 在家工作較易陷入孤立，人際關係弱化，亦不利員工升遷。更晚近的研究也支持類似的見解，發現在家工作的效率和生產力下降：以2023年紐約聯邦銀行的研究為例，發現在家工作員工較少即時接電話、客戶等待時間較長、電話往返次數增加等，估計工作效率降低了4%；其他幾項研究的估計，在家工作生產力下降近兩成。

目前趨勢走向「辦公室與在家工作混合式型態」的發展，加以時日彈性工作管理近一步成熟，將有利於婦女與活躍退休長者族群的職場參與，提升既有勞動力參與職場的價值。

年輕世代的職業新選項：快速致富的網紅？

網紅崛起是年輕人職涯發展的新現象。由於消費大眾花在社群媒體的時間越來越長，產品公司花在網紅行銷的錢也就快速飆升。美國民意調查機構Morning Consult調查美國z世代，發現近六成(57%)受訪者想成為社群媒體網紅，而53%認為這是可敬的生涯選擇。

這個網紅經濟圈雖快速成長，但也開始轉變。由於網紅人口暴增，企業主開始將廣告預算轉向利基型分眾網紅，如60歲銀髮時尚、市區居民園藝等主題，雖然可增添網紅額外收入機會，但仍不足以完全以此為生。那些幻想成為社群媒體明星來謀生的人越來越多可能幻滅。

由於企業認知到消費者消費行為越來越受到網紅影響，投在網紅的行銷預算佔比也就越來越大。根據外媒報導，美國企業過去五年花在網紅行銷支出已達70億美元，大約增長三倍。另一市場研究指出，2024年全球品牌約有近九成(86%)投入網紅行銷費用，而1/4的品牌相關預算佔比超過四成。當今大型行銷活動都可見網紅參與。

上述需求成長現象也讓許多人投入網紅行業。高盛估計，2023年全球網紅人口超過5000萬，成長率高達10%-20%之間。對投放廣告的企業主來說，快速增長的網紅人數是項福音。但要促進消費支出，行銷操盤人更重視分眾但粉絲參與更積極的長尾效益型網紅。資料顯示，從2021年起，花在追蹤人數逾百萬的網紅行銷費用佔比從15%持續下滑至8%，而追蹤人數少於兩萬人網紅的行銷費用佔比從20%增加到45%。

對於網紅從業者來說，暴增的網紅人口卻值得顧慮。高盛研究指出，僅有4%的網紅每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而AI創造的虛擬網紅也開始分食壓縮這個廣告市場。

網紅人口爆炸也讓線上爆紅變得更無常。即使一則上傳內容爆紅，並不表示此網紅生涯已能高枕無憂。隨時可能殺出另一個網紅可以取代。此外，消費大眾也逐漸厭倦偽裝成休閒影音的廣告。去年麥肯錫調查發現，全球近七成(68%)的時尚消費者對於社群媒體的業配量感到不滿。網紅通常因追蹤者的信任而崛起，但如何在賺錢和原真內容創作取得平衡，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探索。

提升女性勞動力參與的社經意義

根據去年經濟學人報導 (1/30/2024)，全世界年齡介於25到54歲的男性約有95%在勞動力之中，但同齡女性卻只有52%在勞動力之中。幾乎所有國家的女性在為人母之後，職涯發展都顯著遭受限制。研究顯示，高所得國家中，首位子女出生的因素足以解釋男女勞動參與率差異的八成。

根據倫敦經濟學院＆普林斯頓大學的共同研究，資料蒐集覆蓋了134個國家、約95%世界人口，所有國家均呈現女性勞動參與率在生育後下降，研究稱之為「母親的代價」。數量分析上以女性首位子女出生後的十年期間平均就業機率的下降來當代理變數，結果發現：第一年女性離開勞動力約24%；五年時離開勞動力比例仍有17%，而十年後相關比例有15%。

中等所得水準的國家(如墨西哥)中，女性婚後仍可能投入職場，但成為母親後，幾乎永久脫離職場。例如，拉美國家約有近四成 (38%) 女性因子女誕生而離開職場，但十年後仍有37% (仍近四成)沒有參與勞動市場。

另外，根據國際勞動組織 2018年估計，全世界因照顧子女責任離開職場，工作年齡的女性約6億人，而男性僅有4,100萬人。勞動力參與的「母親的代價」無庸置疑。若無相關有效因應對策，不僅生育率可能持續下降，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偏低問題也將形成社會代價。

為了改善女性勞動參與，許多高所得國家採取托嬰補助、育嬰假等政策搓是來鼓勵母親重返職場，例如英國、奧地利、德國、荷蘭等。2021年加拿大透過補貼讓每日托兒費用只需7.5美元；日本調整租稅誘因鼓勵女性重返職場；約旦政府設定2033年女性勞動參與率倍增目標，加碼職業母親的托兒補助。

世界銀行去年的研究顯示，在95個國家中，雖有政府托兒法規的推動，但女性勞動參與率僅提升約4%。各類政策執行的問題頗多，如：加拿大與德國托兒機構不足，父母大排等待名單；英國支付公托費用訂得過低，導致公托機構縮減；成本轉嫁納稅人也導致托兒組織營運的成本效率下降等。

職業婦女的家庭支持系統也越來越受重視與倡議。以社會福利著稱的瑞典為例，勞動法規給予每對夫妻最長16個月的育嬰假，但要求父親分擔一定的責任。後續亦有托兒補助，且市場托兒服務相當普及，常見祖父母僅扮演暫時喘息協助的角色。然而，瑞典卻也是高齡人口社會孤立和憂鬱疾病較為嚴重的國家。高齡者近半數為獨居，在歐洲僅次於芬蘭。全國1000萬人口中，約90萬人是60歲以上獨居人口，其中約兩成每個月和親友互動次數不超過兩次。同樣形成社會問題。

反之，不少國家祖父母照顧孫子女的社會習慣，成為女性勞動參與的重要社會條件。以墨西哥為例，主流職場普遍對母親身份的職業婦女極不友善，而市場的托兒服務發展甚不理想，兒童遭受虐待的新聞與爭議時有所聞。研究發現，墨西哥祖母的死亡率每降低27%，女性參與勞動力的機率便增長53%。這類三代家庭支持系統反而呈現跨世代互惠共好的價值優勢。

新創式微也因為創新成果多被大型企業收割？

由於新創公司多半由年輕世代所創辦，當1980年到2020年的四十年期間，美國20歲到35歲的人口佔比從26%降至20%，同期間也觀察到新創公司比例從12%降至8%。2019年紐約聯邦銀行的研究指出，人口成長趨緩的因素約可解釋過去四十年期間新設公司市占率下滑的六成因素。

另外，當前的創新創業環境是否更有利於大型企業收割新創團隊的創新成果？

過往經濟學領域，長年存在大型企業不利創新的論述或見解，例如1911年經濟學家熊彼得曾提出小型新創企業具有「破壞式創新」的優勢；1997年創新管理大師Clayton Christensen也提出大型企業組織內所遭遇的創新兩難。

然而，自從1990年代互聯網時代開啟，新巨頭包括字母公司、亞馬遜、臉書崛起的速度已有減緩趨勢：1990年財富五百大巨頭約有66家不到三十歲，然而，此後，財富五百大企業平均年齡持續攀升，從75歲提高到現在的90歲。280家財富五百大企業在二戰前就已創設。

美國新設公司佔比逐年遞減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8/21/2023, America’s corporate giants are getting harder to topple: Incumbents from Walmart to General Motors are fighting back against disrupters.

經濟學人報導指出，以下幾項因素促使大型企業享有接收新創創新成果的優勢：

1) 制度設計與慣性有利既存大型企業追趕新創團隊：

以金融業為例，繁複的政府管制有利於龐大法遵部門的銀行巨頭。保險業的情形也類似。雖然目前65%美國消費者使用線上銀行服務，但美國金融業平均年齡138歲，包括摩根大通、美國銀行等。

不只金融業，美國零售巨頭Walmart過去幾乎完全錯過電子商務的崛起，但是憑藉著雄厚財務資源＆龐大客戶根基，逐漸反轉電商劣勢。目前美國也只有亞馬遜的電商零售大過Walmart。這類規模優勢在電動車領域也顯而易見：創新募資難度越來越高，而傳統汽車龍頭福特＆GM在電動車領域持續呈現急起直追的態勢。

2) 大型企業的規模在創新發展上的優勢：

前述的知名經濟學家熊彼得在1942年時修正原先的創新優勢見解，主張大型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擁有投入巨額研發資源的優勢。此外，大型企業也享有龐大客戶基礎來快速推進研發成果的商業化利益，而怕被競爭同業迎頭趕上的市場壓力也提供顯著的創新驅動力量。

美國資訊電子領域五大科技巨頭就是很好的例子：2022年合計投入2000億美元的研發支出，約等於他們合計獲利的八成，佔所有上市公司研發支出的三成。此外，成立於1837年的美國農機公司 John  Deere，在無人駕駛農耕車、智慧噴灑機等機器學習的科技上領先同業，John Deere的目標是2030農業全面自動化。過去幾年矽谷被裁員的大量工程師轉被雇用，目前該公司所雇用的軟體工程師已經超過機械工程師。

3) 大小企業的創新發展互補性：

既有大行企業和新創團隊也經常會扮演互補角色。過去曾有兩者共生的論點提出，當新創團隊提出突破發明後，常常是既有大型企業接棒後續的商業化發展。

2020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如果把研發支出細分為前瞻探索類研究，以及商業推廣發展等兩大類，量化分析顯示涉入越前瞻研究的企業規模越小；2018年另一項研究也發現，大型企業申請專利較多聚焦在既有產品＆製程的改良之上。

這類比較優勢的分工也許正可以解釋，為何許多既有大企業會收購新創公司。John Deere 在2017年收購了BlueRiver，才有今天智慧除草粉灑設備。雙方各自提供了創新成果持續成功商業化的不同關鍵資源。過去十年，美國74%(約四分之三)的創投都是透過這類的收購出場。這個現象在1980年代極為少見。不少新創團隊相信，如果出色的初期創新成果要進一步推廣至全世界，最有效手段就是透過既有企業巨頭的資源。

富二代比白手起家更容易成功？

目前歐美高所得社會，「嬰兒潮世代 (1946-1964)」持有財富佔比全社會最高：德國65歲以上人口佔比約 1/5，持有財富佔比約 1/3；美國嬰兒潮世代人口佔比也1/5，持有財富佔比約 1/2。嬰兒潮世代之前的「沈默世代」是歷經戰亂的苦難世代，能留給後代的物質財富甚為有限。嬰兒潮世代正好相反，財富持續、顯著積累。這個世代也正逢家庭平均人口持續縮減， 其二代可繼承之遺產顯著提升。

「富二代當道」社會趨勢不利經濟成長。法國資料顯示，21世紀法國富二代前1%的所得高於工作者所得前1%的水準。如果婚姻手段比創業致富手段更受重視，社會的創新能量就會受到侷限。目前資料顯示，創業精神在高所得國家中呈現長期下降趨勢。

此外，遺產繼承的經濟重要性上升不利社會階層差距擴大。聯準會資料顯示，美國平均前5%收入者獲得逾5萬美元遺產，而中等所得者僅獲得5000美元遺產。此外，柏克萊大學＆衛斯理學院共同研究發現，白人和黑人的財富落差約有1/4可被跨世代財富移轉的因素所解釋。

「富二代當道」社會也會特別擴大房市的不均。市場研究指出，若上世代財富來自企業收入，通常會成為房貸的資金提供方。親友的支持提高年輕人不動產所有權的1/3以上。再者，嫁給富二代也是提升個人財富優勢的策略。「選擇性婚姻」已在不少經濟研究中獲得佐證：不只教育程度、工作所得水準，甚至富二代都會選擇「門當戶對」的對象結婚。德國研究發現，家世財富比工作所得更能解釋婚姻選擇行為達2.5倍。丹麥研究也有類似發現。

年輕世代將如何破解「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社會束縛？

全文轉載至 樹冠 Canopi，原標題：【樹冠永續加】當前築夢青年將面臨哪些未來挑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