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法三周年：碳費、核能與氣候風險的現實落差

氣候法上路三年，台灣已正式進入「排碳有價」的時代，但多數人幾乎沒有感受到它的存在。這究竟是政策走太慢，還是刻意的選擇？

25日由台灣氣候行動網絡（TCAN）與環境權保障基金會舉辦論壇，從碳定價出發，重新檢視氣候法三年來的進展與限制。

碳有價已經開始，但還沒進入生活

目前碳費主要針對大型排放源，已有247家企業納入，約占全國52%排放量。雖然減碳成本已經開始被計算，但仍停留在制度內部，尚未反映在電價或日常生活。

這背後其實是一個兩難。

如果碳費直接反映在電價或物價上，民眾會更有感，也可能改變行為，但同時也意味生活成本上升與政治壓力；反之，若暫時不反映價格，雖能維持穩定，卻讓氣候政策變得「與多數人無關」。

台灣進行碳費機制，可以幫助企業銜接歐洲碳邊境CBAM規範，出口至歐盟的產品若已在台繳納碳費，可抵扣歐盟CBAM憑證。圖源：shutterstock

碳費收了，民眾得到什麼？

碳費開始徵收後，另一個問題也浮現：這筆錢會用在哪裡？

在許多國家，碳費不只是環境政策，也是一種再分配工具。常見做法包括補貼弱勢家庭、直接回饋民眾，或投入能源轉型與公共建設。關鍵在於，讓民眾在承擔成本的同時，也能感受到回饋。

台灣目前則是將碳費收入納入基金，用於減碳技術與產業轉型。但對一般人來說，這樣的設計仍然抽象——電費沒變、補助沒感覺，制度存在，卻沒有體感。

當價格沒有改變，政策也就難以被理解。碳費如果只在企業端運作，而沒有進入日常生活，就很難成為一項被社會討論的公共議題。

核能為何再次成為選項？

在價格尚未反映成本的情況下，減碳壓力並沒有消失，而是轉移到了能源選擇上。

隨著半導體與AI產業發展，用電需求持續增加，台灣電力同時面臨「減碳」與「穩定供電」兩個目標。在這樣的情況下，核能重新被討論。

核能乍看之下低碳，也能穩定供電，但無法取代整體能源轉型，同時仍伴隨風險與社會爭議。它之所以成為焦點，不只是能源選擇問題，而是當碳成本尚未反映時，政策必須替代市場，決定減碳路徑。

位在屏東的核三廠，近來又陷入重啟的辯論。圖源：shutterstock

我們很會救災，但還不會避免災害

近年來，淹水、強風、停電已成為許多人的共同經驗，但多半仍被視為單一事件，而不是長期風險。

台灣的特點是救災能力強。災害發生後，政府能快速動員、修復、恢復生活秩序。但這種能力多半發生在災後，而不是災前。

然而，氣候法中「調適」的重點，其實是在風險發生前，調整城市與環境，降低衝擊。例如國際上像荷蘭，不只是加高堤防，而是透過「還地於水」、設置滯洪空間，從根本改變與水共存的方式。

相較之下，台灣的調適仍偏向零散措施。淹水就改善排水、高溫就多用冷氣，雖然有效，但缺乏整體策略。

更大的問題是「沒有共同體感」。淹水發生在某個地方，停電發生在某個城市，未受影響的人，很難將其視為與自己相關的問題。

減碳有碳費這樣的制度工具，但調適缺乏類似機制。當風險持續累積，卻沒有被制度化管理，災害就容易一再重演。

台灣是夏秋季多颱風，近年來氣候變遷加劇颱風規模。圖源：shutterstock

如果政策不夠，誰負責？

最後一個問題更少被討論：當減碳與調適都不足時，人民能做什麼？

在國際上，氣候訴訟逐漸增加。公民可以因政府減碳不足提告，要求更積極的政策。

但在台灣，這樣的機制幾乎不存在。氣候法雖訂定目標，卻沒有明確的問責與訴訟制度，人民很難透過法律要求政府改變。

例如大型開發案，會影響未來碳排放，但目前環評制度仍未完整納入氣候風險。氣候問題仍停留在政策層，而非法律責任。

從國際法角度來看，即使沒有明確條約，各國也有義務避免對氣候造成重大損害。但這樣的原則，在台灣仍未轉化為具體制度。

台灣的司法應該也要納入氣候危害的思維。圖源：shutterstock

三年後的氣候法：制度已在，社會未到

氣候法上路三年，台灣已開始建立減碳制度，但對多數人來說，仍然遙遠。

這正是氣候治理最困難的地方——它不只是環境問題，而是成本、風險與責任的選擇。

對一般民眾來說，氣候法或許還沒有明顯影響，但當極端氣候逐年出現，這些問題終將進入生活。理解氣候法，不只是理解政策，而是理解未來我們將如何共同承擔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