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專家意見與建言
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及環境部合作發布了「2024年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針對東亞地區和台灣的氣候變化現狀進行了分析,包括溫度、降雨、海溫、海平面、極端天氣和氣候,以及台灣的空氣品質。報告利用IPCC AR6報告的CMIP 6模型和四個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SP)情境,評估了未來台灣的氣候情況,提出了對台灣可能帶來的影響和調適方案,涉及水、坡地、海岸、糧食、生態、健康和城鄉規劃等方面。台灣科技媒體中心邀請了專家對報告提出了觀點。
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與環境部於5月8日,共同發布「2024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報告中分析東亞地區與台灣當前的氣候變遷現狀,包含溫度、降雨、海溫與海平面、極端天氣與氣候,以及台灣的空氣品質,並以IPCC AR6報告的CMIP 6模型資料與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SP)中的四個情境,推估台灣未來的氣候情境。
報告中,也依此評估氣候變遷對台灣帶來的衝擊,並提出調適方案的建議,包含水、坡地、海岸、糧食、生態、健康與城鄉規劃。
台灣科技媒體中心邀請專家提供對此份報告的觀點。
報告原文:許晃雄、李明旭主編(2024)《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24:現象、衝擊與調適》台北: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環境部聯合出版。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沛芫
Q.地方政府也將要制定「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地方政府可以怎麼應用這份報告的資訊,找出適合在地的調適方法?
科學報告整理國內外調適架構,提出6構面架構(詳見報告全文第534頁)。除了參考科學報告,來界定議題與風險,當各部會研擬新一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地方政府制定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時,中央與地方仍需進一步根據「科學方法與數據」,評估特定災害的風險與調適策略。此外,也需要確保核心利害關係人持續參與調適規劃的各個環節,並考量調適策略對多個領域、跨空間的共效益與利弊權衡,更細緻地分析方案於地方的適用性。
地方政府針對6構面架構中的「辨識氣候風險及調適缺口」及「調適規劃與行動」這2個階段的調適規劃,可考量以下:
首先可先利用國內外相關城鄉永續性評比項目,了解當地環境、社會、經濟的實際情況,以「界定調適範疇」,並對應在地議題重要性、急迫性、影響性,以及根據國內外永續發展指標,篩選出優先調適目標。同時也可由各空間已完成的現況與未來衝擊或風險評估,來回頭微調前述所界定一個地方或空間的議題。
針對調適推動執行,則可善用國內外資料庫、過去研究等做為參考或改良基準,以及融入當地風土民情與在地智慧來制定策略。並於評估策略的效用、有效期與其他準則後,規劃一份完整的調適路徑圖,風險或調適路徑圖的評估,皆可依在地的需要更深入分析,以便後續隨環境狀態動態修正調適的作法。
調適策略的規劃過程,除了地方內部利害關係人的垂直與橫向溝通,也應納入夥伴協力概念,可參考國內(如台北市)外其他城鄉現有的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透過更多交流互通有無,確保共同環境與資源之永續性。
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副教授 洪夢白
Q. 這份報告對台灣的重要性是什麼?從報告的數據,表示台灣面對很嚴重的氣候變遷威脅嗎?您認為對台灣來說最需要注意,或是最可能導致大規模災害的是哪個現象?
自IPCC發佈第一版暖化評估報告(1990年)至今第六版已過30多年,然而IPCC的報告皆以全球為視角,詮釋地球過去與未來暖化的情況與衝擊。然而政府這次公布的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以放大鏡的方式檢視台灣的數據,揭示台灣本島在大尺度暖化環境下的實際狀況。不但以科學數據,具體化這個蕞爾小島過往,以及未來暖化的變遷,更對未來的調適與風險評估提出展望與建議。對國人認識氣候變遷,瞭解氣候衝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從這次報告看到,水資源的問題是台灣未來可能會遇到較為棘手的問題。台灣地形崎嶇,先天儲水量能有限,只能週期性地依靠每年梅雨與颱風降水,這些也是台灣水資源的主要來源。這次報告顯示,未來侵擾台灣的颱風傾向於數量減少,但強度增強,在此情況下可以推估,之後適切的水資源獲取更不易,也可能承受較強的風災與水患的風險。台灣政府需與民眾一起協力,加強未來對於澇旱所引發一連串農、魚 、林業等各方防災與減災的規劃與應變行動。
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副教授 張瓊文
這份報告對台灣來說不僅是一個警鐘,也是落實無,確保共同環境與資源之永續性。 2024年05月10日氣候行動的呼籲,面對氣候變遷需要政府、企業和公眾的共同努力,採用基於科學的策略,來減緩和調適氣候變遷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挑戰。台灣作為一個島國,生態系統和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區對氣候變遷特別敏感。報告中的數據明確表明,台灣面臨來自氣候變遷的嚴重威脅,如氣溫上升、夏季延長、冬季縮短和極端天氣事件強度增加等的預測,凸顯了這些威脅的關鍵性。
台灣面臨的複合風險來自其高人口密度,這些變化將造成水資源、農業和能源供應方面的壓力,增加社會的脆弱性。同時,氣候衝擊加劇,如颱風、熱浪和強降雨事件等,極可能造成複合式災害的累加,公眾需要對這些風險有充分的認識。現今國際倡議的2050淨零排放,目的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對抗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對於台灣來說,這個議題尤其重要。政府政策的支持,是推動台灣達到淨零排放的關鍵,需要建立有效的政策框架來引導和支持企業和民眾落實轉型。政府也應透過教育和公眾參與,增強社會對氣候行動的支持,並鼓勵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採取節能減碳的行為,據此很可能更有機會成功實現巴黎協議所訂定,將全球升溫控制在1.5℃的目標。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翁葳
此份報告為可視為第一本以台灣氣候變遷衝擊為主體的大規模調查,報告提供氣候變遷在台灣對生態、資源、健康、農業生產的影響。以明確的科學數據為氣候變遷示警,有開創性的科學—政策介面價值。
我認為未來報告還有幾個方向,可以一同思考精進。
對經濟的影響。本報告偏重評估氣候對初級生產的衝擊,例如農作物的生長狀態,雖說這的確是當前台灣產業中比較好理解氣候衝擊的一部份,但本報告似乎並未提及未來氣候變遷對台灣其他重要產業,例如製造業、半導體、電子業的風險及衝擊推估。
具體化示警。本報告有強烈的氣候學者背景,所以大部分以氣候模式推估,提供數據值以及大概的影響範圍。然而單純的科學數據(減少多少降雨)和專有名詞(如脆弱度),在未經轉譯的情況下,很難被決策者或民眾快速接收,了解其急切或是重要程度。未來可考慮以主題化診斷全台的衝擊,例如海面上升可能影響哪些村落、影響多少人口數,以及目前對應的政策法規可能的調整建議。又例如生產方面的衝擊與目前的政策與管理脫鉤的地方何在,以及因應城市關鍵區域的挑戰有哪些可能的規劃等等。
本報告以自然環境為主要出發點,報告中甚少提示老齡化社會、生活(livelihood)遭受的衝擊以及數位發展可能的機會。
城市關鍵區的討論不足,台灣已經有高度都市化現象,但本報告對都市受氣候變遷衝擊的討論僅有熱島效應,對都市的水與能源調度、洪患、疾病、及基礎建設(比如綠地)的規劃建議有限。
缺乏對能源及糧食安全的討論。能源與氣候具有雙向性,當前台灣能源面臨轉型期,怎麼同時應對氣候衝擊的影響,降低能源脆弱度和調適氣候風險並未有討論,糧食安全則僅討論糧食生產的衝擊,然而糧食安全必須考慮全球供應鏈上。
加入以地方為出發點的歸納。建議未來可提供縣市層級的關鍵氣候衝擊清單,協助地方政府制定發展目標與調適策略。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兼防災研究中心主任 王筱雯
Q1. 無論是國際報告或是本份報告都提醒,即使全球成功將升溫限制在攝氏1.5度,我們仍需面對氣候衝擊與災害威脅。您認為台灣最可能面對的氣候衝擊是什麼?民眾可能要預作什麼準備?或是有什麼調適措施?
這份報告用科學數據提醒我們,所面對的各種氣候衝擊與災害威脅,已經不是「會不會發生」、而是「多快會發生」與「衝擊有多大」。因此,協助部會與公眾理解,就算是最樂觀的未來情境下,氣候風險也存在的事實,建立社會的「風險文化」(Risk Culture)、以及民眾具備適當的「風險意識」(Risk Perception)有其必要。
但在風險意識的討論中,「災害風險意識」和「氣候風險意識」應該要有所區隔。有關民眾的「氣候風險意識」,最重要的是,得要理解僅僅依賴短期和直覺反應行動,會形成「錯誤的安全感」(false sense of security)。例如持續加高堤防作為防洪措施,可能使個人從傳統防洪設施中,獲得安慰作用,增強了對防護的信心。進而削弱個人在面對氣候衝擊調適時,積極參與的動機和責任感,阻礙了風險文化的形成。不但不能提高氣候韌性,由於氣候危害還是會發生,若是海堤等防洪工程設施失靈,社區未做好相應的心理和實際準備,另加上硬式工程減少自然作用的空間,可能降低系統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因而會使受到氣候危害的族群脆弱度提高,將加劇氣候衝擊。
民眾若能建立適當的「風險意識」,可進一步形成社會的「風險文化」,去刺激政府和企業等上位領導者及高治理層級更積極行動,投入更多「轉型式調適」作為。
Q2. 除了特定的產業或領域,台灣有可能面對哪些複合式的風險?目前在調適的策略上,是否有面對複合式風險的規劃,或可行的方式?
複合風險指的是源於不同危害的相互作用。從這次的報告可看出,以海岸地區為例,所面臨的複合風險,包含出現強颱的頻率可能增加(雖然颱風數量可能減少),更多地方可能發生更高的颱風暴潮,且淹水分布範圍與發生機率增加。另外,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溢淹衝擊更大,將造成海岸地區淹沒面積增加;而高溫對沿海養殖業的衝擊,造成部分物種養殖期混亂、產量減少等。
目前的風險評估方法,較針對單一風險類型評估。由於氣候風險不僅是災害發生的風險,更涉及社會、經濟和政治過程及條件與氣候造成的物理危害的連動關係,例如當前及未來的經濟、基礎設施、人口移動、住房需求、特有的社區特性等。因此面對複合式風險的調適策略,由下而上的「參與式規劃」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適當操作的「參與式規劃」,能以科研為基礎,深入了解受影響群體的實際生活狀況,並考慮與社區生活緊密相連的脆弱性問題,在跨風險類別的複合性、連續性及累加性的影響,進一步建立公共知識。
由下而上的「參與式規劃」也可以提供以社區為本的跨風險議題的綜合評估,但仍需要有由上而下的政策支持與財務投入,才有機會落地治理。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教授 廖桂賢
這份科學報告是當前了解氣候變遷資訊的重要基礎。對我而言,各種氣候相關的確切數據並非這份報告的重點,因為氣候變遷有高度不確定,目前科學仍然難以準確推估氣候與相關衝擊(例如災害風險)的極端值。這份報告最重要的是指出一個明顯趨勢:台灣未來氣候會愈來愈極端。在極端氣候的年代,不確定性是最大的挑戰,台灣面對各種衝擊的調適策略不能僅以傳統方式因應推估的極端值,應該要更積極回應氣候變遷的嚴重性與急迫性,需要跳脫傳統的氣候變遷調適方式(例如,不能再以強化防洪來因應增加的水患風險)。調適策略的範型轉移,除了相關公部門改變作法與思維,更需要公眾的價值觀和行為的改變,甚至經濟體系運作的改變。要有效調適氣候變遷的衝擊,不能忽視社會科學應扮演的重要角色。
以淹水風險的調適為例,若是停留在傳統思維,就會是強化防洪設施,然而無論投入再多資源打造再高強的防洪排水設施,仍無法因應極端洪水,且防洪排水工程帶來的「堤防效應」反而會增加社會面對極端事件的脆弱度,削減韌性。國際上關於水患治理的研究已有高度共識,培養韌性是因應極端氣候最好的方法。以韌性為本的水患治理,挑戰不在於技術層面問題,而更是如何翻轉現有僵化的體制與民眾的思維。雖然報告本身中著墨甚少,但興見簡報中提到應「突破既有治水手段」、「增加以自然為本的解方」,同也提及「溝通與價值轉變」。
這份報告提到目前的科研缺口與調適缺口,強調技術層面。然國人應理解,在累積技術之餘,氣候變遷的調適策略不應涉及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研究,也強化相關社會科學面的研究。例如,造成氣候變遷最大的根本問題是不永續的經濟發展模式與消費行為,若要根本改變,需要基礎的社會科學研究;又例如,對於環境變動的偏頗認知(例如以為淹水一定等於水災)以及對於生態健康重要性的無知,造成工程為主的(不當)調適作為,若要根本改變,亦需要由社會科學研究著手,才能促成有效改變。